1976年9月，在贵州长顺一个偏僻的布依族寨子里配资乐股票配资网址，已经年过半百的陈莲珍，面对着挂在堂屋正中的毛泽东遗像，忽然一阵发昏，坐都坐不稳。族里一个老人小声劝她：“大嫂，节哀，保重身子要紧。”她摆摆手，声音还算清楚：“没有他，就没有我这条命。”这句话，并不是客气话，而是她一生经历的真实概括。
很多当地人习惯叫她“陈大嫂”，更早一点的老一辈，则记得另一个称呼——“陈匪首”。一个少数民族女子，从“宜林山国第一美人”，到令军警头疼的土匪头目，再到县政协委员，这样的轨迹，放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那段时间里，说传奇也不为过。
一、从“第一美人”到抗争寡妇
1922年，贵州省长顺县的山寨里，一个布依族人家添了个女儿，取名陈莲珍。家境在当地算得上殷实，每年收成有二三百担谷子，比起周围一片贫困的农户，已经是腰杆较直的一户人家。她是家中长女，还有三个妹妹，一个弟弟，打小就懂事利落。
到了十八九岁，那一带的老人提起她，都爱加一句“真是个出挑的闺女”。身材高挑，皮肤白净，性子却不算柔弱。只是那时的贵州山区，交通闭塞，观念也旧得厉害，婚姻大多出不了几座山梁，近亲联姻并不少见。陈家也没跳出这个圈子，她十九岁时，被父亲指婚给舅爷家的表弟。
这桩婚事谈不上感情，纯粹是家族内部“方便安排”。日子没过几个月，矛盾不断，陈莲珍常常回娘家躲清静，不到半年，这段婚姻就算结束了。对一个山寨姑娘来说，短婚离散，名声难免受损，她以后的路一下子就窄了不少。
有意思的是，就在这时，她的容貌和气质引起了另一双眼睛的注意。长顺一带的大地主陈明正，听人说起“陈幺妹”的风采，起初只是好奇，后来托人一看，越看越心动。这位地主比她大近十岁，原配病逝不久，家大业大，正好缺个能撑门面的女主人。
在乡里长辈多番撮合下，陈莲珍成了陈明正的“二房”。按当时的说法，是续弦，但实际生活待遇并不差。陈明正家中田产众多，又有佃户，又有长工，出门总要带几个人随行。他对这位小妻子非常宠溺，出门收租、盘账，都乐意让她跟着见世面，还把收租、管帐这类事，慢慢交给她打理。乡里人也就顺势叫她“陈大嫂”。
战乱年代，山里土匪频现，劫财抢人时有发生。陈明正每次出门，一群人簇拥在前后，陈莲珍觉得碍事，他却不放心：“这年头乱，你长得这样，真要被山上的人盯上，那就麻烦了。”这话说得不算好听，可在当时也挺实际。怕归怕，两口子最后想到的办法，却有点出人意料——教她自己拿枪。
地主出身的陈明正，会骑马会用枪，这是旧军队里待过的痕迹。他把这套本事一点点教给陈莲珍，骑术、射击，全都来。不得不说，她悟性极高，很快就能在奔跑的马上举枪射击，双枪开花，弹无虚发。乡亲们听说后，更觉得这个“陈大嫂”有点不一般。
婚后几年，两人生活算得上顺心。既有家业，又有感情，还添了一个女儿，原本看着像是安稳日子。但命运转折来得很突然，三十来岁的陈明正，因为疾病一病不起，很快去世，留下一大堆产业，一个寡妇，一个幼女。
在旧社会的宗族体系里面，一旦顶梁柱倒下，围绕在周边的“亲戚”，往往就不再那么客气了。陈明正是独子，田地房产惹得族中两房叔伯眼红已久，他一走，矛头迅速对准了陈莲珍。理由也算“合乎旧礼”：无子嗣，女儿不能继承大宗产业，家产不能落在一个外来的二房寡妇手里。
这时候，就能看出她性格里的那股硬劲。哭过几场，悲伤归悲伤，她很快开始盘点手里还能动用的资源，把陈家的长工、家丁召集起来，开门见山：“大家跟了老爷这么多年，今天我是实话实说。谁愿意留下跟我一起守住这个家，我不会亏待。”重金许诺、恩义相提，这在当时是最直接的办法。
然而宗族那边并不会轻易放手，他们甚至暗中勾结附近的土匪，打算“黑白一起动手”。没过多久，一天夜里，陈家大院外火光冲天，喊杀声四起。面对突如其来的袭击，她没有选择逃进内室，而是披衣上墙，提枪上阵。
那是她第一次在真正的生死场面上开枪。火光映着脸，她扣动扳机的时候几乎没有犹豫，几个抢先冲上来的匪徒接连倒下。家丁们本来还慌乱，见她如此凶猛，反倒被激起血性，跟着一起还击。打到后半夜，对方伤亡不小，眼见攻不下来，只能退走。
这一仗传开之后，长顺、惠水一带的人，开始用另一种语气谈论她——“双枪女豪杰”。有人佩服她护家有方，有人暗骂她“太狠”，但不管喜欢不喜欢，这个名字算是真正在山间落下去了。
不过，陈莲珍自己心里很清楚，这次守住家产，只是硬扛了一回。土匪、宗族、旧势力都盯着陈家的土地和粮仓，不可能就此罢手。要想真正站稳脚跟，光靠几杆枪是不够的，她需要新的靠山。
在那个年代，所谓“靠山”，往往指的是手里有人、有枪、有权的旧政权人物。打听来打听去，她的视线落在一个名字上——罗绍铨。此人曾是国民党军官，又当过惠水县乡长，手下有团丁，有旧部，算是那一带有实力的人物。
二、被裹挟上山，终成“女匪首”
与罗绍铨搭上线之后，陈莲珍一开始只是想着“花钱买个平安”。只要罗家点头，土匪、宗族不敢轻易动她，就算出得起这笔代价。她并没打算改变自己的生活路径，这一点，从她对家产的维护上看得出来——她关心的，不过是土地和子女的安全。
但旧势力之间的算计，多半不会停在表面。罗绍铨口头上说“有事照应”，转头就盯上了陈家的家业。为了捞得更干脆，他极不光彩地把陈莲珍介绍给自己的弟弟罗绍凡，名义上是“再组家庭，彼此有个照应”，实际上是彻底把这块肥肉收入罗家圈子里。
陈莲珍在这种局面下，选择余地非常有限。她对国民党官员的政治立场并不清楚，对共产党更知之甚少，只明白一点：谁能保证不让人砸门、抢粮，谁就是“现实的依靠”。罗绍凡对她和陈明正留下的孩子，表面上还算照顾，她也就暂时认了这门“难言其味”的亲事。
形势真正逆转，是在1949年前后。解放战争进入决定性阶段，国民党军队溃败已成大势，西南地区也难逃这一波潮水。大批败兵流散，各地土匪趁势而起，全国范围内的匪患人数一度达到二百多万。毛泽东在中央明确指出：必须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。
贵州山地纵横，向来是土匪窝点的温床。解放军进驻后，开始系统剿匪，一些还抱着幻想的旧官员不甘心失败。当过乡长的罗绍铨，就是这类人中的典型。他一边幻想“蒋介石卷土重来”，一边联合周边匪首，策划暴动，自立山头。
在这种氛围里，罗绍凡不再满足于“守财护家”，而是想靠地盘、靠枪支在乱局中分一杯羹。他对陈莲珍说的话，后来在当地流传甚广，大意是：“现在外面都在打土豪，不去上山，我们这家最大，迟早要被抄。”
陈莲珍原本是不信的，毕竟在她心里，“土豪”这个词，还不太能跟自己对上号。可一打听，周边县城里，一些臭名昭著的地主确实被清算，田地分给了贫苦农民。对共产党，她既不了解政策，也没渠道接触，只能看到眼前这些“结果”。
在恐惧和迷茫夹杂的状态下，她做出了关键一步选择——跟着罗家兄弟上山。这一步，既是被迫，也是顺势。她带去了自己的枪法、名气和熟悉地形的人脉，很快就被推到前台，成了队伍中的一名“大队长”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哪怕身在匪窝，她也给自己定了一个底线。部下不能乱抢民女，更不能随意烧杀，她常对人说：“人不动我们，我们不要先动人。”这种说法，在土匪圈里多少显得有点“讲规矩”。这种“规矩”，当然不能抹掉她参与武装叛乱的事实，却也让当地不少布依族人，对她的评价始终带着矛盾感。
1950年3月，罗家兄弟组织土匪攻打惠水县城。那一次，陈莲珍被迫参加，被安排守北门。起初，土匪人多势众，还占了点地形优势。她凭借扎实的枪法，一度压制了守城火力。但没多久，双方训练水平和纪律的差距就暴露无遗——对面是正规军，这边却是一群乌合之众。北门守不住，子弹擦着她的脸颊掠过，多次险些被当场击中。
这次失败之后，罗家又组织了两次袭击，她开始尽量避免把手下卷入硬碰硬的 frontal battle，只派人打打冷枪、试探一下。可土匪队伍的整体颓势，已经挡不住。剿匪部队的力量不断加强，而土匪这边死的死、逃的逃，有的甚至干脆投诚。
一次关键情报，彻底改变了局面。土匪们秘密筹划合兵一战，想凭最后一搏扳回一点面子，却在商量时被当地村民察觉。由于解放军在群众中的威望不断提高，这些信息很快就被送到了部队手里。解放军立即出动，对山寨进行围剿，两天一夜的激战之后，寨中的匪徒几乎被全歼。
这场战斗里，陈莲珍不在寨内，而是在外和罗绍凡等人活动，结果被围剿圈挡在外侧，没能救得了人，自己倒是侥幸逃脱。原罗绍铨部下百多号残匪，只得在惠水、长顺交界处苟延残喘，有时住山洞，有时藏亲戚家，队伍几乎散架。
不久之后，罗绍铨被剿匪部队击毙，整个势力群龙无首。按照惯例，名气最大、手腕最硬的人会被推到前面，那人正是陈莲珍。就这样，她从一个被卷入山中的女人，变成了名义上的“第一女匪首”。
就在这段最狼狈的逃亡期间，她发现自己怀孕了。这个孩子，说是“罗家的后代”，也不算错。山里日子艰难，枪声随时可能响起，这样的环境对一个孕妇来说，实在是极度危险。她心里明白，这个生命来得并不合时宜，却又不忍舍弃，于是与罗绍凡商量分头逃跑，以求多一条活路——她去贵阳投靠姑妈，他另择方向。
那会儿，关于“匪首陈大嫂”的传闻，已经传得沸沸扬扬。听过她名字的人很多，见过她本人面容的却不算多。为了尽快抓住她，剿匪机关还特地找到她的妹妹，根据面容特征绘制画像，在各地布控。但山高路远，画像再具体，终究不如熟人领着来得有效，再加上她对地势熟、善于乔装，一时间，追捕工作并不顺利。
到了贵阳附近的寨子后，她面临一个新问题——挺着大肚子的单身女人，很快就会被人怀疑身份。为了掩护自己，她迅速与当地村民班永华成亲，算是换了一层外壳。等到孩子出生后，因为生活条件有限，婴儿不久夭折，她在一个雨夜悄然离去，又一次消失在山路尽头。
三、七擒“女孟获”，主席一句“不能杀”
从1950年到1953年，为了彻底肃清西南地区的匪患，地方党政和军区付出了巨大心力。针对罗家余匪的追捕，组织上成立了专门小组。通过对已被捕人员的审讯，他们判断余下的核心头目极可能藏匿在亲戚、远房族人家中，或者干脆躲到别县。
罗绍凡最终在贵阳一带被人认出，落入法网。在审讯中，他交代了不少线索，其中就包括陈莲珍姑妈龙三奶的住处。追捕人员立即赶往调查，却没在姑妈家里找到她，只知道她前些时候改嫁到班永华家。
再去班家，又是扑空。班永华只能老老实实地说：妻子生了个女孩，很快就夭折，第二天人就不见了。线索中断，追捕组又返回找姑妈核实情况。龙三奶起初闪烁其词，想蒙混过去，但在一连串追问之下，只好承认：外甥女怕身份暴露，已在雨夜离开，往乡下侄儿家去了。
顺着侄儿这条线索，追捕人员一路摸到龙里县大兴乡，视线最终落在当地农户韦万书家。为了避免打草惊蛇，行动小组没有立刻围捕，而是请有丰富剿匪经验的龙里县县长赵华一出面，统一指挥。
那天，队员们悄悄混入村里，先控制住正在做饭的韦万书，确认他家确有一位平日里不太出门的“妇人”居住，只是那天恰好出门办事。赵华一判断行动尚未泄露，便决定在屋内埋伏，静待那位“妇人”回来。
过了几个时辰，屋外的狗忽然狂叫起来。队员压低声音，催促韦万书：“把狗拴好，别乱叫。”就在这句对话传出门外时，刚走到门口附近的陈莲珍，敏锐地感觉到了不对劲，扭头就跑。守在附近的一名队员眼明手快，从侧面扑过去，众人一拥而上，将她紧紧按在地上。
被押回屋里后，她还在死撑：“你们抓错人了，我只是个农妇。”追捕人员看着画像，又看她的脸，一句句问：“你是陈莲珍。”她摇头否认。“你就是陈大嫂！”当这句外号被喊出来时，她沉默了片刻，叹了一口气：“你们到底是谁？”“中国人民解放军。”话说到这一步，她知道自己已经走到了逃亡的尽头。
1953年3月，关于“贵州女匪首陈莲珍落网”的消息，登上了当地报纸的显著位置。对于普通群众来说，这个名字代表的，是多年匪乱和不安的记忆。在很多人心目中，土匪头目就该拉去枪毙，讨论余地似乎不大。
在布依寨子里，对她的评价却更加复杂。有人骂她“造反作乱，害人不浅”，也有人提起她早年守家护产、约束部下不抢民女的做法，说她“心还是不坏”。这种分裂的印象，也折射到了组织内部的讨论上。
省军区内部，对她的处置一度有两种声音。一方认为，她确实组织武装、参与多次暴乱，是典型的土匪首领，按当时政策应处极刑。另一方则提出：那一带群众长期受旧势力控制，对共产党缺乏了解，她是在恐惧与误导下上山，不妨给一个“戴罪立功”的机会，让她去争取残匪投诚，化敌为友。
这件事争论不下，贵州省军区只好请示上级，报告送到了西南军区。时任西南军区参谋长李达，在接到材料后并没有草率决定，而是准备在面见毛泽东时专门汇报。1953年春天，他进京述职，把这一情况详细向主席做了说明。
毛泽东当时日理万机，但对这桩涉及少数民族、涉及剿匪政策的个案，并没有敷衍。他听完后，稍作思索，态度却相当明确：“不能杀。”他叼起烟，补充一句：“好不容易出了个女匪首，还是少数民族，这样杀了，多可惜。”
这句话听上去带着一点幽默，但背后考虑很现实。一方面，是对个体情况的判断：她并非残暴成性，对群众罪行有限；另一方面，也是出于统一西南、争取人心的大局。少数民族地区，要有代表性人物从“对立面”转为“自己人”，不仅能削弱残余匪徒的幻想，还能起到示范作用。
李达试探着问：“那是不是干脆放了？”毛泽东笑着说：“诸葛亮擒孟获，七擒七纵；我们好不容易擒了个‘陈大嫂’，难道一擒就杀？”从这句调侃开始，“女孟获”的说法，便附在了陈莲珍这个名字上。
根据毛泽东的指示，西南军区转告贵州方面：暂不执行死刑，先继续关押、教育，观察表现。同时，要向当地干部说明政策精神，避免简单地用“杀一批以儆效尤”来代替耐心工作。
1953年6月15日，贵州某地的大广场上挤满了前来“看女匪首”的群众。很多人只听过她的名头，从未见过真容，都想看看这位“传说中的双枪大嫂”究竟长什么样。陈莲珍被押上场时，心里已经做了最坏的准备，认为这一天就是自己生命的终点。
宣布结果的那一刻，却出乎所有人意料。不是枪决名单，而是无罪释放的决定。对于当场许多人来说，这个处理甚至有点难以理解：打了这么多年仗，追了这么久的土匪头目，竟然说放就放？
这件事，组织并没有简单一读了之，而是在长顺、惠水等地陆续召开群众大会，由干部向老百姓说明政策缘由：她虽为匪首，但在群众中确有一定基础，且有改造利用价值；国家不是要简单报复，而是希望通过政策感化，让更多误入歧途的人回头。经过一段时间宣讲，民间情绪渐渐缓和。
被释放后，政府允许她自行选择安身之地。她没有选择回到曾经风波不断的陈家大院，而是申请回布依寨，重新做一个普通农妇。当地政府同意了她的请求，不仅批准她落户，还给她分配了住房和生产资料。
对一个刚从看守所出来的前土匪头目来说，这样的安排，几乎超出了预期。她本以为能捡回一条命就不错了，不成想不仅活了下来，还真正融入了新政权的社会结构。陈莲珍对身边人说得最多的一句，就是“这条命，是毛主席给的”。
为了回应这种“再生之恩”，她主动找到县里，提出参加清匪反霸工作。相比一般群众，她熟悉山路，了解匪窝分布，更重要的是，在少数民族中很有号召力。对那些尚在观望的残匪来说，她的劝说，比普通干部的宣传更有震慑力。
此后的几年里，她多次随工作队进山，挨寨走访，一边向躲在山里的土匪传达党的宽大政策，一边动员他们投降。有的匪徒见到她时，还会半开玩笑地说：“陈大嫂，你以前也在山上混，现在怎么帮着他们来劝我们？”她往往回一句：“我犯过错，你们也犯了。早投降，少吃苦。”
这句略带市井味的话，对一些人起到的作用，比大道理来得直接。一个多月下来，不少人下山自首。对个别顽固分子，她也参与了围剿行动，亲自带队熟悉路线，为部队指引行军方向。
1960年7月，她被选为当地县政协委员。这一身份的改变，标志着她从被追捕的对象，变成了国家基层政治生活的一员。对许多老布依族人来说，这种转折有点难以消化，但时间一长，大家发现她确实在为村寨修路、修水渠、协调矛盾奔波，也就慢慢接受了这位“曾经的匪首”。
毛泽东去世时，她已经五十多岁，身体状况不太好，却仍坚持在家中布置灵堂。有人劝她：“大嫂，人都老了，别太伤身子。”她只是摇头：“要不是他一句话，早就没我了。”遗憾的是，因为健康原因，她始终没能亲自到北京去祭拜毛泽东，这一点，她在晚年提起来时，总要轻声叹息。
在陈克辉等后辈的记忆里，年轻时的陈莲珍，总是骑在高头大马上，腰间别着枪，来去匆匆。到了晚年，她坐在寨口的凳子上，看着孩子们跑过，偶尔说起当年的事，也只是平静地讲一句：“那时的日子，苦，也乱。”
她这一生，被时代推着走过两条截然不同的路。一边是旧社会家族争产、土匪横行的泥潭，一边是新国家对少数民族群众的教育和吸纳。不得不说，她既尝到了命运带来的辛辣滋味，也遇到了政策转折时留下的一线生机。
从“第一美人”到“女匪首”，再到“政协委员”，陈莲珍的个人轨迹，本身就是长顺、惠水一带社会变迁的缩影。山还是那座山，人却不再活在土匪的枪口之下。对她来说，晚年能在寨子里安静地过完余生，不再提心吊胆地山里逃亡，恐怕就是最实际的“报答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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