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5年初春，北京迎来首届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大会。门外的旧柳刚泛出新芽，礼堂内却已热浪滚滚——农民王国藩第一次走进中南海礼堂。有人递上面料考究的中山装，他摆摆手，只是整了整身上那件打了补丁的粗布褂子。紧接着，毛主席快步上台，同他握了手，这一次握手成为双方十次会面中的第一次。
劳模大会结束后，京城茶馆里满是讨论声。有人感慨：区区一位冀东农民，凭什么能让最高领导如此青睐？答案要追溯到1952年冬天。那时的遵化县西铺村，山高地薄，23户贫农连像样的耕牛都没有。王国藩挨家挨户动员，凑出19个青壮年到三十里外砍柴，当时最缺的不是力气，而是主意。他提出一个简单得近乎鲁莽的方法——卖柴换牛。“只要能把庄稼收好，背上磨出血泡也值。”村民后来回忆他当时说的话，语气直白，却点燃了全村人的希望。
四万斤木柴换来一头牛、一头骡子、十九只羊，还添了铁轮车和几把新镰刀。次年开春，合作社耕种的地块上第一次用了双畜力翻地，土质又深又匀。到1953年秋收，平均亩产飙到二百五十斤，比单干时期高出六成。更醒目的数字是分配：每户分得粮食一千四百多斤，现金一百九十多元。这一仗打出了声势，王国藩也打出了底气。第二年，83户主动要求入社；再过一年，全村145户全部并入，粮食总产比1953年翻了六倍还多，并且上缴了余粮。
河北日报连续两天报道西铺丰收消息，文章传到北京时已被毛主席圈阅。毛主席在文章旁批注：来自山岗的柴禾换来耕牛，靠的是自力更生。短短一句话，道尽王国藩模式的精髓。1957年，王国藩作为首届全国农业劳模再次进京，与毛主席第二次握手。同年，他被选为中央委员——那是共和国历史上极为罕见的“泥腿子中央委员”。
1959年10月1日，他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。站在礼宾队伍末尾，王国藩发现四周都是笔挺中山装，唯独自己穿着草绿色对襟短褂，立刻脸红。周总理注意到他的窘迫，轻声说了一句：“衣着不要紧，你代表八亿农民。”这句体贴的话让他挺直了腰板。参加完庆典回村后，他在社员大会上提到此事，末了说：“咱穷过日子的劲头不能丢，种田人就得像种子扎根土里。”
1960年代初，全国多地遭受自然灾害，河北也未能幸免。外调人员担心合作社吃紧，结果发现西铺村不仅人畜无一饿死，还继续向国家交售公粮。靠的正是王国藩坚持的“勤俭办社”与“滚雪球式积累”：一块田一块田改土，先修“三沟”，再打井。口号简单，执行却极严——磨坏一把镰刀要写损耗说明，吃掉一粒口粮都要入账。有人暗地里说他“抠得像铁锁链”，他笑笑：“谁让咱的底子薄？锁链也得攒铁丝一圈圈绕。”
也正因为这种严格，1965年底，王国藩率团赴山西大寨学习时，对陈永贵的“穷则思变”方法格外认同。两人夜里围着煤油灯拉家常，说得最多的是“土里刨食”四个字。陈永贵后来回忆，那晚两人约定：谁提高亩产就把方法写成材料寄给对方。
本该是大展拳脚的年代，却在1970年代中期出现急转直下。由于对复杂形势缺乏经验，王国藩在群众组织问题上站错了队，被列为“方向性错误”。1978年春，他被免去中央委员及一切公职，回到乡里。当时他已经55岁，回村第一件事仍是查看麦苗，不过这次他不再发号施令，而是默默扶起被风压倒的麦穗。有人担心他思想负担重，他只说：“干部不是帽子，是活路。帽子摘了，地还在。”
两年后，唐山地委书记下乡勘察水利，特地拐到西铺村探望这位老劳模。看到他还在田边搭草棚搞灌排试验，便决定调他到县水利局当顾问，月薪四十元，副局级待遇。任命书拿到手时，他问的第一句话是：“能不能给我留一天种地时间？”此后几年，他白天在机关讲经验，傍晚回村蹲在地头观察墒情，直到1985年病重才彻底离开田畴。
外界常好奇：握手八次、担任中央委员，为何晚年仍穿补丁衣？他的解释朴素——“种地人不能怕脏，土里才长粮。”这话听着像口头禅，却是他一生行事的准则。1978年那场政治风波夺走了他的职务，却没动摇他对土地的信任。对他而言，最值钱的仍是那辆旧铁轮车、那头老黄牛和庄稼人的骨气。
回望王国藩的起伏轨迹，可以发现一个清晰脉络：从合作互助到集体化，再到个人荣辱沉浮，一切都与共和国农业政策的节奏紧紧咬合。他能在最艰苦的年代里创造增产奇迹，也能在风口浪尖跌入谷底而不失本色；能在礼堂中与伟人握手，也能回到地头弯腰拔草。王国藩的故事或许没有跌宕的戏剧冲突，但那种脚踏实地的执拗力量，却在一粒粒饱满的麦子里留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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